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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老師董秋芳先生


季羨林

  難道人到了晚年就只剩下回憶了嗎?我不甘心承認這個事實,但又不能不承認。我現在就是回憶多于前瞻。過去卻頻來入夢。

其中我想得最多的是董秋芳先生。

董先生是我在濟南高中時的國文教員,筆名冬芬。胡也頻先生被國民黨通輯后離開了高中,再上國文課時,來了一位陌生的教員,個子不高,相貌也沒有什么驚人之處,一只手還似乎有點毛病,說話紹興口音頗重,不很容易懂。但是,他的筆名我們卻是熟悉的。他翻譯過一本蘇聯小說:《爭自由的波浪》,魯迅先生作序。他寫給魯迅先生的一封長信,我們在報刊上讀過,現在收在《魯迅全集》中。因此,面孔雖然陌生,但神交卻已很久。這樣一來,大家處得很好,也自是意中事了。

在課堂上,他同胡先生完全不同。他不講什么“現代文藝”,也不宣傳革命,只是老老實實地教書,認真小心地改學生的作文。他也講文藝理論,卻不是弗里茨,而是日本廚川白村的《苦悶的象征》、《出了象牙之塔》,都是魯迅先生翻譯的。他出作文題目很特別,往往只在黑板上大書“隨便寫什么”四個字,意思自然是,我們愿意寫什么,就寫什么;愿意怎樣寫,就怎樣寫,絲毫不受約束,有絕對的寫作自由。

我就利用這個自由寫了一些自己愿意寫的東西。我從小學經過初中到高中前半,寫的都是文言文;現在一旦改變,并沒有感到有什么不適應。原因是我看了大量的白話舊小說,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,魯迅、胡適、周作人、郭沫若、郁達夫、茅盾、巴金等人的小說和散文幾乎讀遍了,自己動手寫白話文,頗為得心應手,仿佛從來就寫白話文似的。

在閱讀的過程中,潛移默化,在無意識中形成了自己對寫文章的一套看法。這套看法的最初根源似乎是來自舊文學,從莊子、孟子、史記,中間經過唐寧八大家,一直到明末的公安派,清代的桐城派,都給了我不同程度、不同方式的靈感。這些在家時代不同,風格迥異,但是卻有不少共同之處。根據我的歸納,可以歸為三點:第一,感情必須充沛真摯;第二,遣詞造名必須簡煉、優美、生動;第三,整篇布局必須緊湊、渾成。三者缺一,就不是一篇婦文章。文章的開頭與結尾,更是至關重要。后來讀了一些英國名家散文,我也發現了同樣的規律。我有時甚至想到,寫文章應當像譜樂曲一樣,有一個主旋律,輔之以一些小旋律,前后照應,左右輔助,要在紛紜變化中有統一,在統一中有錯綜復雜,關鍵在于有節奏。總之,寫文章必須慘淡經營。自古以來,確有一些文章如行云流水,仿佛是信手拈來,毫無斧鑿痕跡。但是那是長期慘淡經營終入化境的結果。如果一開始就行云流水,必然走入魔道。

我這些想法形成不知不覺之中,自己并沒有清醒的意識。它也流露于不知不覺之中,自己也沒有清醒的意識。有一次,在董先生的作文課堂上,我在“隨便寫來”的啟迪下,寫了一篇記述我回故鄉奔母喪的悲痛心情的作文。感情真摯,自不待言。在謀篇布局方面卻沒有意識到有什么特殊之處。作文本發下來了,卻使我大吃一驚。董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頁上面的空白處都寫了一些批注,不少地方有這樣的話:“一處節奏”、“了以處節奏”,等等。我真是如撥云霧見青天:“這真是我寫的的作文嗎?”這真是我寫的作文,不容否認。“我為什么沒有感到有什么節奏呢?”這也是事實,不容否認。我的苦心孤詣,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,卻為董先生合盤托出。知已之感,油然而生。這決定了我一生的活動。從那以后,六十年來,我從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,與文章寫作風馬牛不相及。但是感情一受到劇烈的震動,所謂“心血來潮”,則立即拿起筆來,寫點什么。至今已到垂暮之年,仍然是積習難除,鍥而不舍。這同董先生的影響是絕對分不開的。我對董先生的知已這感,將伴我終生了。

高中畢業以后,到北京來念了四年大學,又回到母校濟南高中教了一年國文,然后在歐洲呆了將近十一年,1964年才回到祖國。在這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內,我一直沒有同董秋芳先生通過信,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情況。五十年代初,在民盟的一次會上,完全出我意料之外,我竟見到了董先生。看那樣子,他已垂垂老矣。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,他也非常激動。但是我平生有一個弱點:不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。董先生看來也是如此。我們每個人心里都揣著一把火,表面上卻頗淡漠,大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概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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