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斷裂與脫節:近代中國社會變遷之殤(1842—1949)


歐德良

在近代社會變遷的歷史過程,東南沿海與內陸地區、經濟基礎與政治建筑以及知識分子人與下層民眾節節脫散,深刻地說明了百年以來的近代化是一種扭曲的近代化。

近代中國百年國勢丕變,系“數千年未有之變局”。鴉片戰爭,國門洞開,波瀾四起,在歷史洪流的裹挾之下,中國已進入歷史“三峽”,歷時200余年,至今還沒有駛出峽谷,社會轉型還未完成〔1〕17。回眸百年,近代中國已發生劇烈的變遷。在此過程東南沿海與內陸地區、經濟基礎與政治建筑、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逐步斷裂與脫節,這種扭曲的近代化延續至今,影響深遠。
東南沿海與內陸地區的斷裂
東南沿海與內陸地區的斷裂,萌蘗于鴉片戰爭后近代社會變遷的歷史進程。南宋以還,東南崛起,但與內陸相較,并無徑庭之別。19世紀中葉,發源于歐西的世界歷史浪潮,開始猛烈沖擊東南沿海。在列強船堅炮利的威懾下,東南沿海脫出舊榫,逐漸融入了世界歷史進程。而廣袤的內陸仍然沿襲原有傳統踽踽獨行。直到“十九世紀末葉中,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轉變大部分仍只是在通商口岸。在通商口岸之外,傳統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結構很少受到影響”。〔2〕127簡言之,西方在東南沿海擴張造成了另一種形式的新社會,東南沿海與內陸地區開始脫節與斷裂。
19世紀60年代,身處中西交沖變局的湘、淮大佬底定東南,掀起以“自強”、“求富”為鵠的洋務運動。洋務機器、設備、技術,甚至原料供應,都仰賴外國輸入,這就使洋務近代工廠也多半分布在沿海通商口岸。據統計“在1865年至1890年間,清政府共建立了洋務軍工企業21個,其中有6個分布在東南沿海的五口中,它們分別是上海的江南制造總局;福州的福建船政局、福州機器局;廣州的廣州機器局、廣州火藥局、廣東機器局。這些洋務軍工企業規模以江南制造總局為最大,時間也最早”。〔3〕以后洋務軍工莫不沿襲其流。洋務企業開創了沿海近代機器生產的新紀元,這樣的開局使東南沿海在近代化過程一馬當先。
此后,接踵而至的一系列近代工業化亦主要在東南沿海展開。甲午戰后,民族資本開始起步。出于技術和資金的匱乏,為了取得原料、技術、機器、設備、運輸和出口等便利,民族資本絕大多數企業集中上海、廣州等沿海口岸城市。民族資本的迅猛發展,使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沿海,逐步拉大了與內陸地區的差距。1914—1937年是中國民族資本發展的高漲期。除1922—1924年民族資本危機與1930—1935年世界性經濟危機,民族資本大幅增長。民族資本主戰場東南沿海獲得高速發展,尤其是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,東南沿海更是狂飆突進,迅速與世界主流的商業、信息、文化潮流連為一體,1933年僅“上海30人以上工廠已達3485家,占全國12大城市總數的36%,資本總值為19087萬元,占全國12大城市總資本額的60%,凈產值72773萬元,占全國12大城市總凈產值的66%。近代上海確立了其全國棉紡織業、面粉加工業等多種輕紡工業的統治地位”。〔4〕81930—1935年世界性經濟危機,使東南沿海工業受到極大的重創,這亦證實東南沿海已經融入世界生產體系,受外在的影響極大。從宏觀來看,國民政府的現代化,與清末以來沿海洋務運動一脈相承,盡管歷盡坎坷,困擾不斷,但東南沿海重新發展起來。
然而東南沿海發榮滋長,卻無涉于西部內陸的日臻衰微。實際上,與東南沿海繁盛相對的是,許多“內陸城市的發展水平大大下降了。比如,中國的古都西安1937年人口15.5萬,不及1843年的一半。1937年太原人口13.9萬,蘭州人口10.6萬,與1843年保持同水平”,〔5〕433內陸大部分地區只有很少的或者幾乎沒有新式工業。1940年國民經濟研究所在貴州調研發現:“黔省已有之工業,因多為農家副業,而各地有各地之農產,工業性質亦因之而異。嚴格言之,機械工業,可謂絕無僅有。”〔6〕460抗戰時期,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地區,雖然遭受空前重創,沿海企業遷徙內陸,內陸工業得到較快的發展,然而“兩個世界”的差距依然明顯。1940年重慶新華日報評論:“上海租界那么小的地方,現在竟有5000家的工廠,而西南各省這廣大的領域,經過了幾年的推動與努力,才有上海廠數的1/10。”〔7〕109西南內陸抗戰時現代工業內遷開始起步,而北方農村則仍以傳統手工業為主,影響很大且輻射其他地區。聶榮臻曾任冀中根據地領導人,他回憶說:“冀中農家生產的土布,數量既多質量又好,不僅滿足了冀中軍民的需要,而且還銷到北岳區、察哈爾以及綏遠 、熱南等地。”〔8〕379
沿海內陸的脫節不僅在經濟方面,信息思想文化的不同步亦是內陸沿海差異的顯著特征。“近代中國各地社會變化速度的不同步現象是明顯的,如果以京師和通商口岸及其影響輻射區為一方,以廣大的內地為另一方,來劃分晚清從價值觀念到生存競爭方式都差異日顯的兩個世界。”〔9〕沿海地處中西文化交流前沿,西方乃至東瀛形形色色的文化從沿海傳播開來,逐步延伸內陸。這使沿海在信息方面先占一籌。山西舉子劉大鵬1895年進京趕考后才知曉,“當此之時,中國之人競以洋務為先,此亦時勢之使然”〔10〕68。劉大鵬赴京之前,對洋務、西學毫無涉獵,科考失敗后開始關注這類經世事務的言論。1903年劉氏再次應會試,又發現新學書籍“汗牛充棟,凡應會試者,皆到書肆購買時務諸書”。他的西學顯然是無法與沿海舉子亦步亦趨。史家羅志田評說:“像劉大鵬這樣從中國腹地山西出來的讀書人……因買不到‘新學’書籍,或買到而熟悉程度不夠而競爭不過久讀新學書籍的口岸士子。”〔11〕171劉氏的科場失利,很大程度上緣于內地信息的閉塞,使其無法與沿海舉子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。 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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